法哲學視角探析“新權利”

摘 要: 權利是被社會認可的自由, 自由是被認識和正確利用的必然 (規律) 。社會認可權利的方式有道德和法律兩種, 因而道德和法律也就成為衡量權利合理性與劃分權利種類的標準。權利不是天賦的, 而是社會賦予的。它因人的降生而生成, 隨著人的能力的增長和社會的發展而
閱讀技巧Ctrl+D 收藏本篇文章

  摘 要: 權利是被社會認可的自由, 自由是被認識和正確利用的必然 (規律) 。社會認可權利的方式有道德和法律兩種, 因而道德和法律也就成為衡量權利合理性與劃分權利種類的標準。權利不是天賦的, 而是社會賦予的。它因人的降生而生成, 隨著人的能力的增長和社會的發展而變化。權利的歷史可分為等級特權和平等人權兩個階段。在現代文明社會里, 人權是最基本的權利, 其他權利都依附于它, 所以背離人權的“權利”是值得懷疑的。近現代社會是一個人們權利意識覺醒的時代, 人的任何行為都會以權利為理由, 幾乎一切社會運動都會喊出“為權利而斗爭”的口號, 而且也往往會提出一種新的權利要求。因此, 我們必須冷靜地思考權利的本質, 區分其種類, 找到判斷其合理性的標準。這樣, 我們才能不陷入“權利的迷宮”, 正確地區分真假權利, 也才會正確地行使自己的權利。

  關鍵詞: 權利; 自由; 權力; 合法性; 正當性; 法哲學;

  一、權利概說

  (一) 權利的概念

  什么是“權利”?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 人們的認識至今尚不統一, 已知的學說有十多種, 如資格說、主張說、自由說、利益說、法力說、規范說等[1]。我們選擇了自由說, 認為權利是被社會認可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人的活動的相對獨立性或自主性。所謂人的活動的相對獨立性或自主性, 即其活動相對地不受制于他物或他人, 能自主地安排和進行。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內心的自信, 不膽怯;其二是外在的無障礙, 能比較滿意地達到目的。當然, 這都是相對而言的。因為人存在于自然界和生活于社會中, 其活動不可能不受到自然物運動和他人活動的影響。只有與他們和諧時或自身的力量大于這些阻力時, 才可能不遇到或能克服其阻擋。顯然, 個人的力量是難以與自然或社會的力量相抗衡的, 因此, 真正自由的取得只有在認識和順應客觀事物規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所以有些哲學家說, 自由是被認識和利用的必然 (規律) 。如黑格爾說:“精神在它的必然性里是自由的, 也只有在必然性里才可以尋得它的自由, 一如它的必然性只是建筑在它的自由上面。……自由也可以是沒有必然性的抽象的自由。這種假自由就是任性, 因而它就是真自由的反面, 是不自覺地被束縛的、主觀空想的自由——僅僅是形式的自由。”[2]恩格斯也說:“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 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 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3]153這意味著, 人的自由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知識和素質。只有高素質的人, 才能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爭得比較大的自由, 才能把控客觀事物而不受其控制。

  為什么說權利是被社會認可的自由呢?這是因為, 人的活動具有社會性, 人不能孤立地生活于自然界中, 而必須生活于一定的社會組織之中。只有通過與其他人的交往, 才能克服個人的缺陷而生活于自然界、控制自然物并運用之。這意味著人的行為只有對社會有利時, 才會被社會接納和認可。因此, 其行為的自由范圍不是自定的, 而是由社會劃定的, 在這個范圍內才有自由可談。而且這種得到社會認可的自由的實現, 不再僅僅憑借自己的力量, 而是能借助于社會的力量 (權力) , 特別是當其受到侵犯時, 可以得到社會權力的救濟。這樣一來, 這些自由就發生了質的變化, 即成為一種權利。而我們知道, “權利”包含著豐富的內容, 如所有、使用、處分、救助等。

法哲學視角探析“新權利”

  權利既然是社會所認可的自由, 它就不是天賦的, 而是社會賦予的。不同的社會、不同的人們所享有的權利不同, 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不過從另一層意義上說, 如從嬰兒的角度來說, 其一誕生就享有人權, 大自然既然賦予他生命, 他就自然享有生存權、受教育權等一系列所在社會的人的權利。這可以說是大自然賦予他生命, 所在社會則賦予他那個社會的與其出身相匹配的權利。一般認為, 人對物 (財富) 的所有權只能通過三種途徑獲得。其一, 對無主物, 通過勞動獲得, 勞動量必須達到能改變自然物的形狀和使其具有新的價值的地步。因此, 不能用向大海倒入一瓶果汁的辦法占有大海。其二, 通過等價交換獲得。其三, 通過接受繼承和饋贈獲得。除此之外, 其他途徑獲得的財富都是非法的, 都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可。也就是說, 通過欺詐、偷盜、搶劫、貪污受賄等辦法獲得的財產權不會成為權利[4]。

  社會是發展變化的, 人的能力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增長, 因而人的權利是歷史的和具體的, 不同社會的不同人享有不同的權利。人類社會大體可分為古代的等級社會和現代的平等社會, 人的權利史也可以分為特權與平權, 即等級特權和人權兩個階段。等級特權指奴隸和封建社會中奴隸主和封建主因其身份所享有的壓迫、剝削奴隸和農奴的權利。人權指現代社會獲得身份自由的人所享有的做人的權利。由于現代社會人們在觀念上認為所有人在身份上是平等的, 所以人權也就是人類的所有成員都應享有的平等權利。不過, 在現代社會中人是有差異的, 要所有的人在事實上權利平等是不可能的, 所能達到的只是所有的人, 特別是弱者, 能夠過一種與現代文明相匹配的人的生活, 即享有人格的尊嚴和與之相一致的物質待遇。這意味著, 現代社會并不想也不可能消滅人與人在權利上的差別, 包括自然差別和能力差別, 而只是要改變古代社會把一部分人, 而且是大多數人, 不當人對待, 改變不把他們當成社會主體的偏見與不合理的制度規定。這意味著, 那種追求人與人在權利上的完全平等的想法是非常荒謬的。

  (二) 權利的種類

  權利是被社會認可的自由, 我們知道, 社會對自由的認可有道德認可和法律認可, 因而權利可分為道義的權利 (西方自然法學家稱之為“自然權利”) 和法律的權利 (簡稱“法權”) 。前者得到一般社會組織權力的認可和維護, 后者則得到特殊社會權力, 即公共權力的認可和維護。這兩種權利并不是并列或平行的關系, 而是從屬和重疊的關系, 法律權利是被法律認可的道義權利, 一般說來它小于道義權利,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 還有些法律權利可能背離道義權利, 惡法所認可的就是這種“權利”。從理論上說, 它們的關系, 類似法與道德的關系。法淵源于道德, 法律所認可的權利只有合于道德權利才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

  權利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劃分。從權利主體上可劃分為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 后者如青少年的權利、老年人的權利, 婦女的權利, 少數民族的權利, 宗教組織的權利, 政黨的權利, 乃至國家的權利 (主權) 等。

  從人活動的領域可劃分為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日常生活的權利、文化生活的權利等。還有受教育權、生育權等。

  從權利所指向的對象上可分為對人的權利、對物 (財產) 的權利和環境權。人權又劃分為人身權、人格權。物權, 包括一般物權的財產權和特殊物權的知識產權。環境權包括優良的光照、空氣、水源以及植物和動物狀況。

  從財產權的歸屬上可劃分為個人 (自然人) 所有的私有財產權和集體 (法人) 所有的公有財產權。后者又可劃分為一般社會組織的集體所有權和特殊社會組織的國家所有權。應該指出的是, 這種劃分是相對的, 沒有完全的和絕對的私有或公有, 這突出表現在土地上。一個國家的廣義上的土地, 包括山脈、河流、沙漠、草原、礦藏和農田, 顯然為國家所有;狹義上的土地——農田, 雖然大部分為農民耕種, 但他們往往在名義上沒有所有權, 只有經營權, 土地所有權歸地主。這意味著土地實際上是多級所有, 國家有宏觀上的管轄權, “地主”有名義上的所有權[處分權和收益權的一部分 (以地租形式) ], 農民有實際上的經營權和收益權, 而它們是所有權中最實質性的權利。

  (三) 權利與義務

  權利既然存在于社會中, 那么它就不僅僅是主體的人與客體的物之間的關系問題, 而是以物為客體或中介的人與人的關系問題, 這就產生了義務或責任的問題。義務 (duty or obligation) 是與權利相對應的概念, 指人在社會中與其角色相適應的擔負和對其行為應承擔的責任。權利與義務的關系是在社會中的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彼此依賴不可分離的合理關系的兩個方面。即沒有無義務的權利, 也沒有不包含權利的義務。我盡義務就意味著我會因此享有某種權利, 或者說我要享有某種權利就得盡某種義務。權利與義務的區別在于:一個強調自由, 另一個強調限制;一個強調自由的具體內容, 另一個強調享受該自由的前提和基礎;一個強調獲取自由的可能性, 另一個強調為此做出貢獻的必要性。

  (四) 特殊的權利——權力

  我們要指出的是一種特殊形態的權利, 即權力 (power) 。它是一種由權利派生出來的特殊權利, 洛克把它叫“特權”。但值得注意的是, 它不同于古代社會的等級特權, 等級特權屬于個人, 權力不歸屬于個人, 而歸屬于組織, 因而其使用的目的只能為公而不能為私。權力的根源在于組織, 是組織起來的個人權利, 它憑借組織的權威而存在, 也憑借組織的力量而對個人施加影響, 以維護組織的團結和統一。當然, 它必須遵循公平原則, 為個人的權利提供某種保護, 但這有個限度, 即這種個人自由不損害別人的同樣自由和不危害組織的共同利益。權力的執掌要落實于具體的人, 因而產生了執掌者的權利, 即職權, 它使執掌者享有不同于一般社會成員的權利, 但這種權利同一般權利具有不同的性質, 它是與義務合而為一的, 也就是說它既是一種權利, 也是一種義務。這使執掌者不能像一般社會權利的享有者那樣, 可以以不作為而放棄權利, 因為這就意味著他的失職, 沒有盡應盡的義務。

  (五) 權利的相對性

  權利的相對性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權利的實現根本上依賴于權利者的能力, 弱者的權利——人權, 離不開社會的幫助, 受害者的權利的恢復得借助于法律。2.權利的使用, 特別是強者的權利的使用, 不能超出公認的道德觀念, 也受到法律的種種限制。如不得浪費和濫用手中的資源, 否則會受到譴責或懲罰。3.權利的使用必須以盡相應的義務為前提或基礎。4.每一個人的具體權利都以他人的同樣權利為界限, 也就是說不能侵害他人的同樣權利。5.個人的權利受制于所在群體的整體利益, 其存在和發展要服從群體的整體利益。因此, 在特殊情況下可以犧牲個人或局部利益, 但應給予適當的補償。6.權利受權力的約束, 這一約束應在法律的范圍內。7.權利是一個系統, 在系統內每一種權利都會受到其他權利的制約。如人權受制于物權, 即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受制于其經濟發展的水平;再如財產權中的各種所有制應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 不能全部私有化或公有化。否則就會難以維持系統的統一或使系統呈封閉狀態, 致使個性難以存在和發展。

  (六) 權利意識

  權利也存在與意識的關系問題。人們對權利的意識叫權利意識, 它與實際上存在的權利并不完全統一。有些權利沒有被人們所認識, 所以當受到侵犯時也不會被捍衛。而有些人則向社會提出一些與其所在社會不相一致的權利要求, 這里有一個權利意識的正確與否的問題。不正確的權利意識會把人引向歧途, 正確的權利意識才會使人們正當地行使權利。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里, 正確的權利意識主要包括:1.權利受制于所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 因此, 不能離開現實去追求權利。馬克思說:“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的發展。”[3]122.權利的提出和行使必須有“正當性” (justification) 。“正當性”是一個人們用于描述客觀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概念, 其淺層次的含義指此行為符合所在社會的傳統或公認的價值觀念和法律制度, 深層的含義指符合客觀規律和人的本性, 行為的結果不侵害他人的同樣自由和社會的整體利益。3.當今社會最主要的權利觀念是人權觀念, 它要求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權利, 即不是侵害他人正當權利的“特權”, 不濫用手中的財富或權力, 相反, 時刻關注社會中不能充分享有人權的弱者。4.權利與義務 (責任) 是密切相關的, 一般情況下也是對等的, 即只有盡了某種程度的社會責任之后才應享有與之對等的權利。所以不能只要求權利而不盡義務 (責任) 。5.在現代法治社會里, 主要的權利由法律規定, 因此, 享受權利與遵守法律是一致的。在一般情況下, 不要超出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去追求權利, 所追求和行使的應是法律規定的自己的權利, 而且應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追求和行使。這意味著“權利”應具有“合法性”。

  二、對“新”權利的思考

  (一) “新”權利概念的提出

  上面提到, 權利是隨著人的能力和社會歷史的發展而變化的, 而我們知道, 近現代社會的發展非常迅速, 因而與古代社會相比, 現代人就享有許多“新”權利。西方新自然法學家馬里旦首先意識到和明確地提出這一點, 并且列舉了下列7種從社會角度提出的“新權利”:1.工作和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2.自由組成職業集團或工會的權利;3.工人分擔和積極參與經濟生活責任的權利;4.經濟集團 (工會和工作團體) 和其他社會團體的自由和自主的權利;5.取得公平工資的權利;6.取得救濟、失業保險、疾病津貼和社會保險的權利;7.根據社會團體的可能條件, 免費分享文明的基本物質和精神福利的權利。馬里旦指出, 上述這些權利在19世紀或者更早以前是聞所未聞的, 它們與“舊權利”之間往往存在著沖突[5]。

  針對20世紀興起和日益發展的工人運動、黑人運動、婦女解放運動, 新自然法學的另一代表德沃金在其權利論中也指出了人權問題的新焦點, 即少數人、特別是弱者的生存權問題。他指出, 要認真地對待這些人的權利問題, 否則一個社會或國家就不可能建立一個符合現代文明要求的社會秩序。他說:“一個政治社會中的弱者, 有權利享有他們的政府的關心和尊重。”[6]262這是因為社會中的多數人或強者, 他們有能力享有更多的自由, 而且往往濫用自由, 侵犯弱者的正當權利, 使他們不能像一個正常人生活, 不能享有那個社會做人的起碼尊嚴。因此, 政府必須對弱者以更多的關注。他提出“認真地對待權利”, 說“如果政府不認真地對待權利, 那么它也就不能夠認真地對待法律”[6]270。這就是說, 一個合格的政府必須用法律手段認真地對待所有人的權利, 特別是弱者的, 而不能只表達強者和多數人的訴求。這樣一來, 黑人的權利、土著民的權利、婦女的權利、殘疾人的權利, 乃至于囚犯的權利、戰俘的權利等問題被提了出來。

  與這些論述相呼應, 社會上的人們的權利意識似乎突然覺醒起來, 提出了許多新的權利要求, 如勞動權、休息權、生育權、遷徙權、教育權、隱私權、消費權、食品和交通的安全權、醫療和養老的救助權、良好的生活環境權 (空氣、水源、安全) 、房屋的光照權、道路通行權、河流上游和下游的平等用水權、海上和空中的自由航行權等。還有政治上的各種權利, 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自由權、游行示威權、監督權、宗教信仰權等。真是五花八門, 似乎人的每一種需要都會轉化為一種權利。與此同時, 社會上的一些人也提出了他們的權利要求。如同性戀者也借此行動起來, 特別是在1957年9月英國議會接受了由議員沃爾芬登牽頭成立的“沃爾芬登委員會” (Wolfenden Committee) 就同性戀和賣淫問題的調查報告中提出的法律改進意見, 建議修改英國刑法, 不再把同性戀和賣淫視為犯罪, 而是作為私人品德問題, 只是禁止公開賣淫。此后, 同性戀者異常地活躍起來, 并公開提出了同性戀婚姻的合法權利要求。正因如此, 20世紀被稱為“權利的時代”。不止于此, 有些人甚至提出了“動物權利”的概念, 認為動物應像人一樣享有同樣的權利。

  (二) 對“新權利”的一些分析

  上面所列舉的種種“新權利”, 歸納起來有兩大類。

  1. 一類是真正的或正當的權利。

  它又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是原來就存在而現在被意識到的權利。如包含于人身權或生命權中的安全權、健康權、勞動權 (工作權) 、休息權以及進而演化出來的人格權、通信自由權、隱私權、宗教的自由信仰權等, 還有平等的工資待遇以及與公民身份相聯系的各種政治權利。

  第二種是隨著人的能力的增長和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的權利。如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出現而產生的交通安全方面的權利;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污染物的大量排放, 環境遭受污染而產生的環境權問題;由于化肥和農藥的大量使用、轉基因技術的使用而產生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權利;隨著航空和航天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的各種空間和航天方面的權利問題;由于網絡的使用而產生的網絡方面的一系列權利和安全問題。還有隨著政治上民主制度的出現而產生的各種政治權利, 隨著科技文化的發展而產生的知識產權等。還有隨著新的社會問題 (如經濟危機) 的出現而產生的許多社會性權利, 如工人的要求改善工作環境、增加工資、組織工會和罷工、游行示威的權利;婦女的種種平等權利要求, 如平等的財產繼承和選舉權等。還有青少年的種種權利。這些社會性的權利隨著福利國家的出現, 名目越來越多, 它們存在于人的一生, 從生到死, 從孕育中的胎兒, 到年邁的老人, 似乎每一需要都伴隨著一種權利。

  第三種是應然的或有待爭取的權利。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因此一些國家的人已經享有的權利, 在另一些國家或地區的人們卻還只是一種愿望。如在仍有封建制度殘余的國家, 人們之間在人格上還不平等, 婦女和下層勞動者還受到不平的待遇;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制國家, 對有色人種、移民的歧視仍然存在, 所以對這些人來說, 許多權利還只是一種理想, 如平等的生存權、工作權、受教育權、選舉權等。

  第四種是在現代社會里權利的沖突中新產生的權利問題, 如房屋的反拆遷權, 冤假錯案中的恢復名譽權和因遭受關押造成的經濟上的賠償損失權, 還有醫療事故賠償的權利、消費者的售后服務權等。這類權利涉及兩方面的權利 (力) , 如何處理它們的矛盾和關系, 得權衡大小和利弊, 不能簡單地支持一種權利。如反拆遷權是由房屋所有權的處分權派生出來的一種權利, 是公權力與私權利、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沖突時從私人方所提出的一種權利要求。當社會的公權力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對其私人房屋予以征收和拆除時, 房屋的主人有理由拒絕, 但這得有個前提, 即此拆遷的個人利益大于公共利益, 或不能得到合理的補償, 否則不能抗拒。因為一般情況下, 公權力所追求的利益大于私人利益;在兩權不能兼顧的情況下, 犧牲個人利益。當然, 個人應因此得到合理的補償。

  2. 另一類是不正當的“權利”, 或者說是被冒充的權利。

  它是某些人基于錯誤的人生和社會觀念而追求的不利于他人和社會的行為, 因而也是背離人的本性和客觀規律的荒誕要求。如性解放的“自由”或“權利”, 有些人認為性是自己的, 因而隨便地與任何人發生性行為, 甚至設下了高達千人的追求目標。有些人在談戀愛期間, 同時與多人同居, 并說這是他 (她) 的自由。有些有錢人或官員, 包養許多情人, 且不以為恥, 反以為榮。有些煤老板或房地產開發商追求一種豪華的生活方式, 隨意地揮霍社會財富, 認為這是他們的“權利”。有些貪官以為手中的權力是他們撈取財富的資本, 因而肆意地接受和索取賄賂, 說什么“有權不用, 過時作廢”。一些富二代、官二代追求種種特權, 認為他們可以過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生活。一些影視明星也利用其社會地位, 放縱自己的行為, 不加約束地追求錢財和女色, 甚至賣淫、嫖娼、吸毒, 認為這是他們的特權。房屋搬遷中的“釘子戶”也錯誤地把其房屋的所有權絕對化, 不懂得公權力與私權利的辯證關系, 一味地拒絕搬遷或借此向國家索取巨額財富。

  3. 判斷真假權利的標準

  上文我們把“權利”區分為真假兩類, 那么, 區分真假權利的標準是什么呢?我們認為標準有三。

  其一, 是看它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前面講了, 權利是被社會認可的自由。而自由是具有理性的人類特有的, 因為只有人具有理性思維的能力, 即把感性所獲得的經驗進行抽象和概括, 創造概念、理論和科學知識, 達到對事物本質的某種程度的認識。其他生物都不具備這種能力。再加上權利本質上是一種人與人的關系, 因而只有生活于社會中的人才擁有。基于此, “動物的權利”的說法顯然是不科學的, 這是把人對動物的保護誤認為賦予動物以權利。

  其二, 是看這種“自由”是否得到社會的認可。前面講了, 社會認可的方式主要有道德認可和法律認可兩種。什么是這兩種認可, 為什么要得到它們的認可呢?所謂“道德認可”就是“符合所在社會的傳統或公認的價值觀念”, 而這種觀念主要就是政治道德觀念。我們知道, 政治道德觀念, 簡稱為“良心”, 是人們內心用以評價事物的一桿秤, 它不僅存在于每個人內心, 而且能通過交流達成共識, 從而成為連接所有成員的精神紐帶, 使一個社會的人們在精神和行動上統一起來, 建立一個統一的秩序。這意味著人們的權利要求也是它評價的對象之一, 換另一種話來說, 就是權利必須具有“道德性”。對于道德性, 德國哲學家康德曾有很深刻的論述, 他認為, 人的行為要具有“道德性”, 必須符合三個原則:一是“普遍性”原則, 這不僅在于要得到社會成員的廣泛認可, 而且要符合人類發展的規律, 也就是說, 能使人類繁榮昌盛。他以自殺為例, 認為該行為不具有道德性, 或者說自殺不能成為人的一項權利, 原因在于人的一生必然會遇到挫折, 如果允許自殺, 不僅否認了堅強意志是一種好的品德, 而且意味著人類由此會走向滅絕之路。因為人生的挫折是難免的, 如果一遇到困難、一遇到挫折就灰心喪氣而自殺, 人類就不可能繁殖后代, 而我們知道, 生育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危險。所以, 道德不但不鼓勵而且要譴責自殺。二是符合“人是目的”的人道主義原則。即要與他人平等相處, 在與別人的交往中不僅把他們當工具加以利用, 而且要把他們當目的, 尊重他們的人格, 形成共同的價值目標。三是自律性。“自律”是與“他律”相對而言的。“他律”指自然規律, 由于其是客觀存在的, 又往往沒有被人所認識, 因而人們對自然規律的服從帶有盲目性。而“自律”即“道德律”, 是人的理性給人立的法, 人會自覺地遵守, 并因此獲得自由, 所以又叫“自由律”。由此看來, 人的行為只有符合“道德律”或具有“道德性”時, 才是自由的, 也才可能成為一種權利。

  那么, 權利為什么又要得到法律的認可呢?這是因為實際的道德觀念, 往往是分散的和多元的, 只是某個人或集團的的道德觀念, 很難獲得全社會的認可, 因而也就不具有更大的權威性。它們要匯總為全社會的共識, 變成全社會的“公理”或“公德”, 只有通過立法過程才能完成。因為立法是形成社會公意的過程, 它是由公共權力機關出面組織的, 只有它才能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進行廣泛交流, 從而達成共識。而制定出來的法律正是這一政治道德共識集中而明確的表達形式。所以某種權利要求只有得到法的認可才具有權威性, 才會得到全社會成員的真正認可。這意味著權利不僅應具有“道德性”, 而且一般情況下應具有“合法性”。

  應該指出的, “道德性”“合法性”還只是衡量權利真假的形式標準或淺層次標準, 深層次標準是“社會正當性”。“正當性”是人們用于描述客觀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概念, 現實中存在的事物, 只有具有歷史必然性才是合理的;對社會中的事物來說, 只有符合客觀規律和人的本性才是合理的。而我們知道, 道德觀念和法律制度正是各個時代的人們在認識客觀規律和人的本性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它們具有某種程度的主觀隨意性, 但卻是實際存在和可操作的, 是能使我們的行為更好地符合客觀規律和人的本性的社會機制。但道德觀念和法律制度與客觀規律和人的本性的符合是相對的, 有時代的局限性, 因而它們作為衡量標準不是絕對的。正因如此, 就產生了第三種標準, 即人權標準。

  其三, 是人權標準。它是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人們公認衡量政治法律制度的一個標準, 也是衡量人的行為的合理性標準。其核心觀念是權利平等, 是用人道主義觀念對待他人。它要求尊重別人為人, 不侵害他人的正當權益, 并且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人權的根本要義是反對等級特權, 使所有的人, 特別是弱者, 也能享有人的尊嚴, 即享有獨立的人格和與之相匹配的物質待遇。它反對有錢有勢者濫用手中的財富和權力追求種種特權, 欺負壓迫廣大基層群眾, 揮霍浪費社會的有限資源。所以, 社會中自恃是高人一等的那些人, 所追求的種種特權都是不正當的, 也是不會得到社會認可的。例如對于政府官員而言, 法律規定的正常收入之外的各種獲得, 如貪污、受賄等非法手段獲得的財產, 就不具有合法性。比如中國紀檢監察報2016年12月16日有一則報道[7],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檢察院發布消息:該區丁蘭街道城市管理辦公室原副主任、環衛站原站長何某某涉嫌濫用職權、貪污挪用公款達千萬元。事情揭發出來之后, 他在審理中辯稱, “付出與收入就得成正比, 這些錢是自己這么多年付出應得的, 組織未給, 自己取之”。他認為其行為是正當的, 所得是合理的。他的這種權利主張能得到社會認可嗎?顯然不能。因為這些所得是濫用職權獲取的, 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再如, 社會上屢屢發生的富二代、官二代的飆車行為, 之所以屢禁不止, 就是因為這些人不僅追求一種刺激, 而且認為自己的老子有錢、有權有勢, 別人奈何不得他們。也就是說, 他們自認為應享有超出一般青年人的特殊權利。這種主張顯然是非常荒謬的, 因為飆車行為不僅為法律所禁止, 而且會給交通安全和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危險。綜上所述, 我們認為在現代社會里, 一切違背人權觀念的權利要求, 即追求等級特權的要求, 都是不合理不應當的, 不具有權利的性質。因此, 那些會造成社會貧富巨大差異, 使有錢、有權人濫用手中財富和權力, 使社會上一部分人不能享受最起碼的人權待遇的行為, 不但不應得到社會的認可而成為一種“權利”, 而且應加以否定和限制, 否則該社會的人權問題得不到真正解決。

  三、新舊權利的沖突問題

  權利是個系統, 是由許多權利構成的, 權利之間從理論上講不應存在矛盾, 因為權利的本質是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對客觀規律正確認識和利用的基礎上的, 不僅不應發生矛盾, 而且應是互相促進的。因為人的自由合理而充分的發揮只會給社會帶來更多財富, 有利于更多人的自由的實現。即使是權利與權力之間, 如果都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 也都是互利的, 因為權力就是為了更好地保障權利的實現而設, 使用得當, 自然不會與權利發生矛盾。即使是發生了一些矛盾, 也可以通過道德和法律的途徑合理地得到解決。因為道德和法律是確定它們正當性的標準, 能夠合理地劃定它們之間的界限, 解決它們之間的矛盾。

  顯然, 上述認識只是從理論上說的, 或者說只是一種應然的東西, 實際的情況并非完全如此。由于人性有自私的缺陷, 人們往往不能正確地認識和使用權利和權力, 從而會發生權利和權力的濫用。而任何一種濫用都勢必侵害其他人的權利和權力, 造成它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例如資方的權利濫用。資方擁有資本, 即大量貨幣 (財富) 的所有權, 必然會追求利潤, 即資本的增值, 這一追求有合理性, 因為任何經濟活動都離不開資金。但是, 如果這一追求超出合理的限度, 用增加工人工作時間的辦法去追求超額利潤, 侵害了工人的健康權, 那么必然會引起工人的反抗和斗爭, 爆發勞資間的矛盾和斗爭。而如果用其他的辦法, 例如直接排泄污染物于自然界以減少生產成本、增加利潤, 那么也超出了合理的范圍, 必然侵害大家的環境權, 從而引起社會的譴責。又如富人的權利濫用。如果富人不能正當地使用手中的財富, 不是回報社會, 使它用于社會財富的再增產和社會的慈善事業, 而是追求一種奢侈的生活方式, 肆意浪費社會資源, 那么這種濫用財富的行為, 從本質上講是違背財產權的性質的, 因為資源的所有是基于資源的稀缺, 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因此而產生的爭斗和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所以財富的所有者沒有權利浪費它。而我們知道, 當今社會里還有不少人生活于貧困線之下, 需要這些財富來救濟。

  實際上權利與權力的沖突也是很普遍的, 其起因大都是權力的濫用。因為雖然從總體上說, 權力來源于權利的集中和轉化, 而實際上的權利往往是分散的, 所以, 一般情況下權力會大于和高于權利, 這就使權力有更大的可能被濫用。再加上作為掌權者, 其個人難免會有私利和私念, 所以經常會發生權力被濫用的情況。權力的本質是公, 只能用于保護公共利益和以公正的態度處理私人權利之間的矛盾, 以求得社會的和諧和發展。濫用權力就是以權謀私, 其形式很多, 如貪污和接受賄賂;如官商勾結侵占和盜賣公共資產而化公為私;如征收各種不合理的費稅, 存入小金庫, 以作為掌權者的額外收入;如進行權力尋租和權錢交易, 收受或索取各種回扣等;甚者會與社會上的某一利益群體勾結起來, 組成特殊利益群體, 壟斷國家權力, 使之變為維護其特權的工具。顯然, 在這些情況下, 勢必會侵害廣大群眾的合法權利, 也必然會導致廣大群眾的反抗和斗爭。

  社會上的權利沖突還存在于真假權利之間。假權利的種類很多, 除了上面列舉的附著于正當的權利和權力之上種種“特權”要求外, 還有根本不具有權利性質的“權利”要求。例如, “動物的權利”、有錢者和有權者包二奶、養情夫 (婦) 的權利等。它們必然會沖擊現有社會的權利體系, 導致社會混亂。

  例如, 如果給動物以人同樣的權利, 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況呢?首先是得改變人類的飲食習慣, 不準獵殺、飼養動物;其次, 得讓各種動物像人一樣在地球的任何場所自由繁殖, 不準對猛獸有任何的限制措施。第三, 如果權利是平等的, 那么, 食肉動物也無權利吃食草動物。這行得通嗎?合理嗎?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這就是要改變大自然的規則, 就會抹殺物種之間的差異, 改變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 取消人類很大一部分的生存權, 使人類喪失自由的本性, 再回到動物狀態。

  再如, 有錢和有勢者包養情夫 (婦) 的“權利”, 在現代文明社會里, 必然與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秩序相沖突。因為在現代文明社會里, 一夫一妻制已成為大家所公認的比較合理的婚姻制度。如果有人不遵守這一制度, 包養情夫 (婦) 、搞婚外戀, 勢必使原有的家庭產生混亂和難以維持正常的秩序, 必然破壞夫妻之間的和諧關系, 也不利于子女的教育, 還會造成一種不好的社會風氣。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穩定和統一的婚姻家庭關系, 則其他一切關系都無從談起。因為人類社會歸結起來就是兩種生產, 即人口的生產和財富的生產, 后者必須以前者為基礎, 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人口的生產方式, 就會有什么樣的物質文化財富的生產方式。婚姻家庭是第一種生產的組織方式, 是社會的細胞, 其產生混亂必然嚴重影響到物質文化財富的正常生產。因為混亂的家庭幾乎不可能生產出高素質人才, 混亂的家庭關系也不可能形成正常的財富占有和增殖的組織形式。也就是說, 家庭的穩定是富有的前提, 而家富才能使國家真正的強大起來。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 難以生產出一流的人才, 而沒有大批的一流人才, 一個社會就不可能有物質文化財富的持續性增長, 也不可能養成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

  四、結語

  人類有別于其他生物的特點之一是享有自由, 即具有某種程度的行為自主性。這一方面是因為人類有理性認識能力, 能在某種程度上認識事物的本性和運行規律, 并依之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活動, 使之既能實現自己的目的, 又不與客觀事物的運行相矛盾, 從而不受阻礙地和自主地行動;另一方面是因為, 人生活在社會之中, 可以借助社會的力量, 獲得更多種類和更大范圍的自由。但這也遇到了一個問題, 即一個人的自由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同樣自由和社會的整體利益, 這就意味著其自由要得到社會的認可。由此產生“權利”問題。“權利”是被社會認可的自由, 包括人格權、人身權和財產權等。所以, 權利不是天賦的, 是社會賦予的。它因人的降生而生成, 隨著人的能力的增長和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在不同社會和不同時代里, 甚至在同一社會里, 不同的人所享有的權利是有差別的。這一差別如果超出了所在社會的文明程度或有害于社會的發展, 就是不公平。由于社會認可權利的方式是道德和法律, 道德和法律也就成為一個社會劃分權利種類和衡量權利公平合理與否的標準。在古代社會, 道德和法律允許有些人享有等級特權。在現代文明社會, 這一觀念得到改變, 提出了權利平等的要求, 這就產生了“人權”觀念。人權是人所應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 即與現代文明相適應的人格尊嚴和物質待遇。它并不是要消滅人與人在權利上的一切差別, 所要消滅的只是等級差別。

  “人權”在當今社會是最重要的權利, 背離人權的一切“權利”都是值得懷疑的。人類對權利的意識長期處于蒙昧之中, 近現代社會才逐漸覺醒起來。但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種片面的意識形態, 即把權利當作絕對的東西, 似乎人的任何行為都可以說是一種“權利”, 似乎權利是天賦的, 不受任何約束的。幾乎一切社會運動都會喊出“為權利而斗爭”的口號, 而且也往往會提出一種新的權利要求。“權利”因社會而生, 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的需要的增加而發展, 于是就有許多新的權利被發現或被意識到。但人的意識與客觀存在并不完全統一, 再加上有些人對“權利”概念的誤解, 所以被有些人所意識到和所追求的“權利”并不存在或并不合理。

  總之, “權利”與人的生存密不可分, 不僅決定著人的實際享受, 而且標志著其地位和身份, 因而為所有人所珍愛。顯然, “權利”是一個很誘人和被廣泛使用的概念, 由于它與人的本性相關, 又存在于非常復雜的社會關系中, 所以要真正地理解和正確地使用它, 并不容易。我們必須冷靜地思考權利的本質, 區分其種類, 找到判斷其合理性的標準。這樣, 我們才能不陷入“權利的迷宮”, 正確地區分真假權利, 也才會正確地行使自己的權利。

  參考文獻

  [1]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41.
  [2]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M].賀麟,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3:31.
  [3]馬克思, 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4]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M].何懷宏, 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159.
  [5]馬里旦.人和國家:第四章第六節[M].沈宗靈, 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1:90.
  [6]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M].信春鷹, 吳玉章, 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
  [7] 顏新文, 黃可人.認為“組織未給”任性“自己取之”[N/OL]. (2016-12-16) [2018-05-07]. 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6-12/16/node_3.htm.

    嚴存生.“新權利”的法哲學思考[J].江漢學術,2019,38(03):5-12.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rubcby.tw/html/zhlw/20190617/8177905.html   

    法哲學視角探析“新權利”相關推薦


    聯系方式
    微信號 xzlunwen
    熱點論文
    456梭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