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公民新聞與公民記者

當1998年德拉吉博客網(drudgereport.com)摔先向全世界傳播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性丑聞內幕的時候:當2005年7月7日倫敦的地鐵和公共汽車發生爆炸。英國的主流媒體很快收到來自公民的有關爆炸的圖片和錄像帶的時候:當2000年韓國記者吳延浩(OhYeon-Ho)創辦全球第一家公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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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1998年德拉吉博客網(drudgereport.com)摔先向全世界傳播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性丑聞內幕的時候:當2005年7月7日倫敦的地鐵和公共汽車發生爆炸。英國的主流媒體很快收到來自公民的有關爆炸的圖片和錄像帶的時候:當2000年韓國記者吳延浩(OhYeon-Ho)創辦全球第一家公民新聞網(ohmynews,eom),成功地將“每個人都是一名記者”的口號變成現實。確立自己成為韓國較有影響力的媒體地位的時候。傳統新聞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們開始發現,新聞事業的發布權力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不僅僅來自科技的創新,更重要的是來自公民新聞的受眾。因為這些受眾利用自己手中的攝錄、通訊工具通過互聯網隨時可以參與新聞和信息的創作和傳播。這種趨勢正在蔓延,并有逐步做大的態勢,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作者:金艷


  什么是公民新聞呢?“公民新聞”(CitizenJoumalism)產生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美國,伴隨著今天網絡時代的到來而興盛。對公民新聞還沒有一個權威的定義。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公民(非專業新聞傳播者)通過大眾媒體、個人通訊工具,向社會發布自己在特殊時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發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或者把它稱之為“來自業余新聞工作者的第一手新聞報道”。我們把這些“業余新聞工作者”,即在新聞事件的報道和傳播中發揮記者作用,卻非專業新聞傳播者的普通民眾稱為“公民記者”。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電子產品的普及,公民記者在近年來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當中表現十分活躍。在2009年底中國社科院發布《社會藍皮書》中指出,過去一年影響力較大的社會熱點事件有30%是由網絡率先公開爆料而引發公眾關注。


  公民新聞學的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它通過互聯網呈現給人們的事實,讓人們不得不對其刮目相看。以2004年底的南亞多國海嘯為例,這是一次由公民和隨后加入的專業記者一道,完成的對這一重大新聞事件的強力報道。彼得?格里芬(PeterGriffin)是印度孟買的博客和作家。在海嘯數小時后即開辦了一家博客網,很快有數百名來自災區和其他國家的博客加盟其中并上傳新聞,組建了“東南亞地震及海嘯博客網”,三天內該博客網的點擊率就高達十萬人次。


  在學者閆遠芳發表的《草根記者:異軍突起的新聞力量》一文中,對“公民記者”的優勢總結為五點:一是對新聞源的拓展。草根記者數量多、分布廣,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新聞力量。二是對時效性的提高。三是對現場感的增強。四是對貼近性的深化。五是對互動性的加強。而這些優勢在“最強釘子戶”事件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


  2007年3月28日,正當“釘子戶”事件被傳播得如火如荼之際。周曙光從湖南趕往重慶,利用私人博客對其進行了報道。下午3點多。他在博客上發布了第一篇名為“我在重慶九龍坡查訪最牛釘子戶事件”的博文,向網民報道了他的行蹤、遇到的人,以及人們對釘子戶事件的反應,該貼子的點擊率累計已達18000多次。除了文字報道,周曙光還上傳了視頻素材。這位“公民記者”得到了很多網民的支持,每天收到很多短信和電話,甚至還接到了采訪報道的贊助。


  2010年宜黃拆遷案,人民網推出“直通中南海”、青海玉樹地震、各地公安部門群起微博風等網絡熱議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權利保護、公共權力監督、公共秩序維護和公共道德伸張等。這些網絡議論的對錯、深淺暫且不論,但這種議論本身就是民主的鍛煉。政府也更加重視網絡推動這一力量。2010年,網絡推動了李啟銘事件的徹查,網民由一本日記拉下一位局長……這些鏗鏘有力的行動正逐漸發展為一種與監督抗衡的力量。在行動中必然伴隨著價值宣揚、信任、尊嚴、博愛等這些寶貴的價值觀念被一再強調,這些構成了一個社會所必須的價值基礎。


  公民新聞的發展前景是美好的,對社會的影響卻是多方面的。需要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完善。在傳統的新聞把關模式中,記者是把關的第一線。再到編輯的二次把關,最終才進人大眾傳播終端。而在網絡中的把關模式,記者與編輯都沒有了出場的機會,而扮演“記者”的人換成了“受眾”個人,充當二次把關的是抽象的把關巨人――受眾的集體意志。最后,扮演傳統把關模式中“編輯”的是網站的管理人員,但他們并不會對新聞信息進行過多的修改和調整,只會把不合乎與網站服務宗旨不符的新聞刪除。


  “公民記者”由于沒有經過專業的新聞從業人員技能培訓。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和新聞客觀性的把握可能有所偏頗,其報道內容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容易受到社會的質疑。除此以外,“公民記者”由于沒有接受媒體素質教育,其對事件的關注和所采取的行動大部分都基于好奇心和某些利益的驅使,缺乏新聞責任感。“公民記者”在報道事件的過程中,會加人大量個人觀點和看法。使報道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甚至會出現一些極端偏激的言論。某些媒體為追求自身利益,也會利用“公民記者”對新聞進行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化報道,而一些網民也會借此對自己進行炒作,如“芙蓉姐姐”、“鳳姐”等。再者,由于普遍公民的法律意識薄弱,以及新聞倫理與道德教育的缺乏。“公民記者”在報道過程中易生違法侵權行為。如“艷照門”事件中。不少網友把從違法網站上下載的“艷照”與好友“分享”。殊不知自己已經觸犯了法律,在香港已有多名網民因傳播“艷照”而被捕。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公民新聞”與“公民記者”如何才能更好地在網絡中發揮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值得相關學者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網絡文化的產物不可能消失,也是大眾智慧的一種表現,但提到傳統媒體的議事日程上是有待商榷的。某些公民新聞事件,單純為刺激眼球將把關弱化,需要有關部門加強立法監督機制,保證良好的輿論氛圍。中國的公民新聞在探索中發展壯大,對于輿論監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盡管問題不可避免,但發展前景是良好的。中國的傳統媒體應主動承擔起責任,對中國公民新聞的發展積極引導。本文來自《公民導刊》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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