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著名作曲家鋼琴作品系列”談中國作曲家

“中國著名作曲家鋼琴作品系列”(叢書)終于全部出版了,這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嚴肅音樂界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好事。這套叢書原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后于2001年全部改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收錄有丁善德、陳培勛、儲望華、崔世光、杜鳴心、郭志鴻、黃安倫、黃虎威、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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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著名作曲家鋼琴作品系列”(叢書)終于全部出版了,這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嚴肅音樂界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好事。這套叢書原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后于2001年全部改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收錄有丁善德、陳培勛、儲望華、崔世光、杜鳴心、郭志鴻、黃安倫、黃虎威、黎英海、倪洪進、饒余燕、桑桐、石夫、汪立三、王建中、朱踐耳共十六位作曲家的鋼琴作品。


  作者:陳學元


  這套叢書是以名家專集的形式向國內音樂人士介紹在中國鋼琴創作領域里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作曲家的主要作品,并聘請了周廣仁、鮑蕙蕎女士擔任顧問,邀請了錢亦平教授、葉思敏博士及多位專家級作曲家們組成編輯委員會。樂譜中每一部專集都由作曲家本人進行精心篩選、修訂、加注指法和演奏注釋,撰寫了創作摘記,并且不少作品還是第一次公開發表。


  記得小時候學琴,我彈的中國作曲家的作品大多是來自于多位作曲家重要作品匯編類的樂譜,而幾乎沒有一本像樣的以作曲家個人作品類別編排的曲集。這套叢書的出版終于填補了這一塊空白,并可以讓更多的學者、音樂愛好者、鋼琴演奏者專門了解或演奏一位作曲家的創作風格或作品。


  以個人學琴的經歷,我小時候在接觸中國作品這方面,彈的最多的作品是王建中先生、陳培勛先生、儲望華先生創作的。他們的作品有不少是基于民歌的素材寫作,有些稱之為Paraphrase(即演繹曲),有些則是改編曲(即Transcription)。其他的作曲家如權吉浩、汪立三、趙曉生、譚盾、丁善德等前輩,都只停留在只知其名、不知其作的狀態。直到在上海音樂學院念書后,我才大量接觸到賀綠汀、丁善德、桑桐、朱踐耳、陸培、陳其鋼、馬思聰、黃安倫等知名作曲家的鋼琴、弦樂甚至是樂隊作品。這首先得感謝國家教育部門對中國作曲家和作品的重視以及國內出版社的積極響應。目前,集中出版這方面作品的機構主要由“北上湘”三地的出版社承擔,如人民音樂出版社、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上海音樂出版社、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以及湖南文藝出版社。


  這套叢書中有一位作曲家我不得不特意提及――剛剛故去不久的汪立三先生。此外,還有一位與他有著重要關系的人物――年輕有為的張奕明先生。之前,我對汪立三先生本人和其作品并不了解,也并不認識張奕明先生。然而,一次偶然在網上聊天的機會,讓我不得不欽佩這位青年學者。論成就,他們倆是無法放在一個層面說事兒的,但是今天,我認為可以。


  先從汪立三先生說起。汪先生(1933-2013)是我國著名作曲家,生于四川,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音樂學院求學,是公認的高材生。1957年因批評冼星海的《第二交響曲》而被劃為右派,以至于1959-1963年被下放在北大荒的合江農墾局文工團擔任作曲、指揮、演奏、音效制作以及打雜等各種工作;1963年摘帽后調任哈爾濱藝術學院(學校于1985年改名為哈師大音樂學院,后并入哈爾濱師范大學)任教,汪立三擔任院長并兼任黑龍江省音協主席,2002年退休卸任后移居上海,2013年7月6日去世。


  一次短暫的在上海的停留,我約了張奕明先生在學校附近的咖啡館見面,談談他做汪先生作品課題的目前進展與未來計劃。他告訴我,兩年的時間,他接觸了大量的中國鋼琴音樂,才發現原來為大眾所知的鋼琴音樂僅是冰山一角。許多好的作品居然連出版的機會都沒有,或者僅僅發表于《音樂創作》等雜志。最后,他以汪立三為課題,演奏和研究他的作品(當時正逢這套叢書中的汪立三先生作品出版之際),一方面是因為汪立三作品本身的質量上等,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汪先生的大部頭作品比較適合張奕明自己的舞臺風格,而汪先生的傳奇經歷更是格外吸引他。那些色彩豐富,內在悲劇性張力十足,同時又充滿著強烈感情的“土嗓子”(不是常見的“美式中餐”風格,卻又聰明地借鑒了巴托克、欣德米特、德彪西等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西方大師風格)的作品,經過許多次舞臺的實踐以及各種內行外行觀眾的反饋,完全可以與西方最經典的鋼琴獨奏作品構成上下半場之分庭抗禮。以中國的鋼琴作品來說,這是極為不容易,也是極為罕見的。但是這位作曲家卻僅僅以《蘭花花》《濤聲》等一兩部作品為大家所熟知,其中《濤聲》還是《東山魁夷畫意》組曲的其中一首,并不算一首獨立的作品。


  張奕明先生認為,汪立三先生是當代偉大的中國作曲家之一,卻因各種原因(比如作品不多,也幾乎完全為鋼琴獨奏)而不為眾人所知。現在中國已經出了世界級的演奏家,音樂廳等硬件設施也在趕上,但唯有作曲家才是一個民族的音樂真正強大的標志。多少位演奏家都抵不上一位西貝柳斯,一位德沃夏克,一位科普蘭,一位斯特拉文斯基。可惜中國的作曲家僅有極個別才為外國人所知道,而像汪立三這樣的天才,退休工資僅夠養活他自己。他寫了一些真正的好作品,之前卻連出版都相當困難。難道中國還沒有準備好出作曲家的時候嗎?


  張奕明先生還說,正逢汪立三先生的作品問世(他的所有作品幾乎是清一色的鋼琴作品,上海音樂出版社這次出版的其實是他的作品全集),他目前已經在中國和美國首演了一些汪立三的作品,開了幾次專場音樂會,將于2014年3月在哈爾濱師范大學以及東北師范大學演奏他的所有鋼琴作品,同時還舉辦專題講座。汪先生的鋼琴作品總長大約三小時,張奕明錄音所用時長為兩小時。他還在《鋼琴藝術》雜志上發表了五篇關于汪立三的文章,上海電視臺正以他的“汪立三計劃”為主題拍一部名為《尋找汪立三》的紀錄片,導演是周洪波。他已隨攝制組走訪了佳木斯、哈爾濱、上海、成都、北京等與汪立三的生活工作密切相關的城市。


  張奕明回美國繼續念書后,經常在網上和我說起他最近進行汪先生課題的進展。敬佩之余,我陷入了思考:目前,國內幾乎僅有他這么一位一直在努力演奏并推崇汪先生作品的青年鋼琴家。盡管研究汪立三屬于個例,但是國內又有幾位以演奏某一位中國作曲家作品而可以如此執著并不計個人成本呢?論個人成就,張奕明還只是在圈內小有名氣的演奏家,但是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中國作曲家和作品的熱衷度,堪比當今國內的嚴肅音樂界對西方鋼琴作品的狂熱度。他所做的都是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他還告訴我,盡管他做這個課題已有些日子了,但是真正對汪立三作品感興趣的聽眾或演奏家還是屈指可數。說到此,我眼前立刻浮現出了另一位我敬仰的作曲家――王西麟。王先生迄今已創作了八首交響曲、一首鋼琴協奏曲、一首小提琴協奏曲以及多部交響合唱等五十多部體裁不同的作品,三次獲得中國文化部頒發的音樂作品一等獎,2007年被德國的MGG系列辭典第十七卷收錄為世界著名作曲家條目。


  最早知道王西麟,是我在讀本科的時候,學校安排我和幾位老師一起排練演出他的《四重奏》(Op.41)。當時,這部作品初次排練完后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樂曲開頭近兩頁的大提琴獨奏。作品的開頭鏗鏘有力,跌宕起伏,大提琴獨奏部分在樂譜上有大量的重音記號,仿佛是在鮮明地刻畫作者自己生活在艱苦環境下飽受逆境的拷打和折磨,但仍然堅強不屈、不顧一切向前匍匐的形象。


  去年,我隨友人蘇立華先生一起去北京拜訪王西麟先生。他住的房子很小,是北京老式的房子,僅有五十來平米,工作房間最顯眼的便是滿屋子的唱片與樂譜,鋼琴和寫字桌緊挨著擺放,或許是為了方便創作。初次見面和王老師聊天,我倍感不適應。無論是自夸還是批評別人,他很容易情緒失控、言辭激烈。他在我們面前狂吼、訴苦,還把上次敷衍了事排練演出他的《四重奏》統統批了一頓。但就是這次短暫幾小時的交談,我才真正了解這位中國難得的好作曲家。


  有人評價王西麟老師是“最天才、最深刻、最厲害”的作曲家,并稱演奏他的作品時有難得的快感。然而,專業圈對王老師的態度各不相同,有人同情他、欣賞他,也有人討厭他、謾罵他,更多的人或許只是專注聆聽和研究他的作品,而不參與任何評論。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西麟的聽眾里,有很多是中外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士,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楊漢倫和美國音樂學家約翰?魯賓遜,甚至波蘭當代大作曲家潘德雷茨基和蘇聯當代杰出的女作曲家古拜杜麗娜都多次公開指出王先生的作品是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嚴肅音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國的“肖斯塔科維奇”。


  盡管王西麟的創作在國際上得到高度評價和認可,然而國內為他舉辦的音樂會和錄音錄像甚少,多年來主要是北京交響樂團和指揮家譚利華先生在力推他的作品。而即便是他的母校,演奏他的作品也幾乎只是走一個過場,而且只挑選一些不會引起政治聯想的作品,或是一部完整交響曲的部分篇章。最后王西麟變得創作要求甚高,演出要求頗低了――無論什么樂團,只要能演出他的作品,他都會同意并心懷感激。而每一位合作者聽了他的音樂后,幾乎都在力推他的作品,并一直努力在國內外促成他作品的演出。


  王西麟的作品被深深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他內心世界的對白。如果說文學家用文字向讀者赤裸裸地說出他的心聲和觀點,詩人在月光下吟詩以借酒消愁,那么作曲家只能用音符來捍衛他的尊嚴,用樂章來抒發他的心情,用一部部各種題材、體裁的作品來與理解他的朋友們溝通。


  生活中,王西麟先生亦是一位凡人。他淡泊名利,憎恨弄虛作假,望著周圍的一些偽藝術家在花天酒地,風光人間,自己卻孑然一身,在孤苦地拉下面子四處找人演奏自己作品的同時,難免憤然幾句。聽了他作品的聽眾無不鮮明地感受到他音樂里那種強烈的抗議和痛楚之外,偶然間流露出的哀怨和詰問。他音樂里的正義感與非正義感、邪惡與善良、黑暗勢力與弱勢渴望,難道不正是貝多芬筆下又一篇完整的《命運交響曲》的寫照嗎?我相信,王西麟先生一直在尋找貝多芬和席勒心靈中的《歡樂頌》,然而他渴望的一定是更多觀眾們對于他作品的關注和認可。我也相信,無論是他還是汪立三先生,或許還有更多優秀的中國作曲家有他們倆的類似遭遇。


  很多人認為王老師是懷才不遇的,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個時代不缺“伯樂”。作曲家只要一直在寫他們“真實”,總會有人關注和知曉的。我想說的是:作為聽眾、演奏家或是研究者,若都有顆敬仰之心,多了解或理解作曲家的想法,多用拋開當今社會浮華一面的視角去看待這些作品,它們大量被外國人演奏的時刻或許是指日可待的吧!本文來自《中國作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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